乡村振兴战略明确将“乡风文明”作为五大总要求之一。浙江依托“千万工程”二十余年建设基础，持续推进和美乡村提质升级，先后出台文化礼堂提质增效、移风易俗深化、城乡社区融合治理等系列政策，推动乡风文明从统一的标准化活动部署，转向本土化、长效化的培育路径。

不同乡村的产业基础、人口结构、历史文脉差异显著，照搬标准化建设模式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群众参与度低、文化空心化等问题。如何因地制宜，走出一条适配本土资源的乡风建设道路，成为基层治理亟待回应的现实命题。

为探究和美乡村建设背景下乡风文明的差异化培育路径，浙大宁波理工学院“解码浙里乡风”暑期社会实践团赴宁波、金华、温州、衢州、绍兴等地开展田野调查。依据产业业态、人口结构、城乡融合等特征，团队将样本村庄划分为文旅开发型、数字商贸型、城郊工业型、传统农业型四大类别。

▲图为“解码浙里乡风”实践团合影

调研发现，不同类型乡村面临客流冲击、人口流动、熟人社会消解、农耕文化式微等差异化治理难题，而浙东、浙中、浙南、浙西依托本土资源，形成了各具区域特色的治理模式。浙江乡风文明建设的鲜活之处在于“同题不同答”。

文旅开发型村庄：客流持续涌入，何以留住乡村的家园感？

文旅发展为乡村带来人气与产业，也改变着原有的熟人社会结构。如何平衡游客、商户、运营主体与本地村民之间的关系，成为文旅型村庄绕不开的一道治理题。

在宁波东钱湖建设村，每周有数以万计的游客走进古村。面对文旅热潮，村庄探索出“国企运营搭台、村社共治协调、商户自治约束、村民深度参与”的四方联动模式，在发展旅游的同时，把村民放回治理主体的位置。村内修缮清末老宅、保留传统龙舟、延续渔家团圆宴，让文化不只是供游客观看的“景观”，而成为村民共同参与的日常生活。

▲图为实践团走进宁波东钱湖建设村

相邻的利民村则把移风易俗嵌入文旅村的日常治理。面对暑期密集客流和民宿、咖啡等新业态，村庄依托文化礼堂建设公用厨房，为村民操办宴席提供公共空间，在守住古村生活气息的同时推动婚丧礼俗简办。

绍兴镜岭村的路径又有所不同。这里坚持“微改造、精提升”，编号重铺老石板、加固旧木梁，同时盘活36间闲置农房，引入传统手作、民宿、艺术街区等新业态。老街不是被“翻新”，而是在保留乡土记忆的基础上重新生长。

从单村治理到片区协同，宁波云湖的实践进一步打破村界。南联、公有、金沙、五联四村通过区域党委推进连片统筹，将原本分散的山湖风光、青瓷文脉和公共服务资源串联起来，实现文化阵地、文旅业态和治理资源的共享。

不同路径背后指向同一个问题：文旅型乡村不能只解决“游客怎么来”，还要回答“村民怎么留下、文化怎么传承、秩序怎么建立”。

数字商贸型村庄：业态迭代升级，何以重构新老村民的认同？

相较于文旅村的外部短期客流，商贸、电商村庄面临的是长期、大规模的人口、资本、信息双向流动。其治理核心在于，在业态迭代中搭建本地商户与外来创业者共生共处的价值纽带。

义乌倍磊村深挖千年水运商贸历史，提炼“尚义、重信、睦邻”的传统商德，将古老商业伦理嵌入当下的集市经营和邻里交往；青岩刘村集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商创业者，缺少统一的历史文脉，工作重心转向重塑新型邻里认同，搭建共享办公、互助帮扶平台，以消解本地村民与外来创业者之间的隔阂。商业形态发生改变，但“人与人如何和谐共处”始终是基层治理的核心命题。

▲图为实践团成员走进金华义乌倍磊村

温州瑞安张宅村由家庭纺织作坊逐步发展为商贸集镇，依托集体经济持续反哺人居环境改造、文化礼堂、公益服务设施；同时活化张氏宗祠家训，提取“崇文、诚信、勤俭”的价值内核，将传统家风融入现代经营规范。

商贸型村庄的乡风文明并非产业发展后附加的文化包装，而是根植于诚信经营、创业互助、邻里共生的经济生活本身。

城郊工业型村居：熟人社群瓦解，何以重建多元融合共同体？

工业化、城镇化推动传统村落向城市近郊社区转型，人口结构从单一的本地村民，转向本地居民、外来务工人员、企业经营者多元混居。传统熟人共同体逐步瓦解，乡风建设重心由单一的宗族传承转向多元群体融合。

宁波翻石渡村是典型的城郊工业村居，集聚80余家个体私营企业，外来流动人口规模突出。村庄以文化礼堂为核心公共阵地，成立“和美家园共建会”，吸纳外来务工人员参与文明创建、志愿服务、矛盾调解，实现了从“管理外来人口”向“新老居民共建共治”的转型。

▲图为实践团成员走进宁波翻石渡村

瑞安邵宅村已完成全域城镇化改造，没有大规模古建筑资源。村庄发动居民捐赠旧农具、生活老物件、历史照片，打造社区记忆展馆，并依托“铜钟功”非遗、百姓书房搭建公共文化空间，依靠群众共同的生活记忆，构建起全新的社区文化认同。

当传统熟人社会逐渐转变为多元人口共同生活的社区，乡风建设的关键词要从“文化传承”进一步走向“群体融合”。

传统农业型村庄：立足农耕沃土，何以塑造本土文明标识？

纯农业村庄没有成熟的文旅、商贸产业，土地、水系、农事劳作是最基础、最深厚的资源。无需刻意打造全新的文化IP，依托本土农耕要素即可搭建村民共识的纽带。

在衢州东湖畈村，文化礼堂、千斤堰水利遗产和“薯莲万家”特色产业共同构成村庄乡风文明的“三原色”。老礼堂里的学子榜、乡贤榜、道德榜强化了崇文重教传统，农田水利改善了生活环境，特色农业产业则把分散的村民重新连接到共同发展之中，形成“文化铸魂、生态惠民、产业促融”的路径。

同区域的犁金园村依托九千年皇朝墩古稻田遗址，深挖稻作文明，从古老稻作传统中提炼“耕读传家、勤劳向善”的价值内核，并通过文化宣讲、青年参与和产业抱团，让“地下的遗址”转化为“地上的乡风”。

对传统农业村而言，堰坝、农田、特色作物、千年农耕记忆，是最易获得村民认同、落地成本最低的乡风建设载体。

从浙东到浙西：依托本土禀赋，培育在地化乡风生长模式

受历史文脉、产业基础、城镇化进度影响，浙江四大片区乡风培育呈现鲜明的地域根植性特征。

浙东片区的乡风文明建设突出多元主体协同与专业化运营。建设村的四方联治、云湖的跨村连片统筹、翻石渡的新老居民融合，都在回应经济活跃、人口流动和文旅发展背景下“谁来治理、如何协同”的问题。建设村通过多主体参与平衡文旅发展，云湖则通过区域党委打破村域之间的资源壁垒。

浙中片区的乡风文明建设以传统家风、乡贤自治、基层自治融合为典型特征。郑店村把孝老爱亲、勤俭节约等内容编进婺剧，让文明新风在古戏台上“唱”出来；澧浦镇通过阵地联建、乡贤自治、青年赋能，把多个传统村落的家风馆、非遗展厅和文化资源串联起来。

浙南片区的乡风文明建设着重解决产业、城镇化双重转型下的文化留根难题。张宅村从工业、商贸发展中寻找精神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邵宅村则在高度城镇化之后，重新从普通居民的生活记忆中确认“我们从哪里来”，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守住本土群众的集体记忆。

浙西片区的乡风文明建设以农耕、水利、生态资源为核心依托。东湖畈、犁金园均立足农业本底，不脱离土地资源另起文化项目，而是把农耕遗产、特色种养产业作为凝聚村民的核心纽带，乡土生态底色浓厚。

比较显示：乡风文明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根植于当地的产业、历史与人群中。照搬外地的建设模式，容易脱离群众生产生活实际。

▲图为实践团成员与郑店村婺剧演艺团的合影

差异化实践背后：产业、文化与治理的三重协奏

村庄形态和发展路径各异——有的靠旅游聚人，有的靠商业兴村，有的仍以土地为生，有的已经融入城市。但差异化实践背后，存在产业、文化和治理层面的内在逻辑。

产业发展要与精神文明形成双向循环赋能。文旅营收、集体经济、特色农业产业，为文化礼堂运维、移风易俗公益活动、志愿服务激励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撑；而整洁有序、邻里和睦、诚信向善的文明乡风，又能够优化乡村营商环境、提升文旅口碑、凝聚农业产业合力，形成“产业滋养文明、文明赋能产业”的正向循环。

文化传承要从静态陈列展示转向全民日常参与。脱离群众生活、仅用于对外展示的文化载体，难以长久存续。郑店婺剧戏台的常态化演出、邵宅村民自发捐赠老物件、陈氏宗祠家训的日常宣讲等实践均表明：只有将传统文化、道德教化嵌入群众的婚丧嫁娶、休闲娱乐、生产劳作之中，让村民成为文化的创造者、参与者和传承者，乡风文化才能持续焕发活力。

乡村治理要从干部单向管理走向多元协同共治。单一的村干部管控模式，已无法适配多元人口、多元业态的乡村。本次调研涌现出的四方联动、和美家园共建会、乡贤自治、片区联合党委等机制，将村民、商户、企业运营方、外来创业者、乡贤、青年志愿者纳入治理体系，构建多中心协同格局，依靠多方力量化解各类利益矛盾。

结束语：扎根乡土培育长效和美乡风

有效的乡风建设，必须与村庄的产业基础、人口结构、文化资源和治理能力相匹配，不存在超越具体语境的“最优模式”。

浙里乡村并不存在一份可以照搬的“文明建设说明书”。资源禀赋决定路径选择，路径选择塑造文明形态。乡风文明的多样性，本质上是乡村发展多样性在精神文化层面的投射。

因此，真正值得解码的，是一个个村庄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根脉、产业基础和治理方法。乡风建设最终要落到群众日常之中。乡风文明不是简单“管”出来的，而是“产业发展带出来、文化传承润出来、乡村治理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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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王翊凡    责编：黄涛 + 投诉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