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湖南工商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司城智旅”三下乡实践团队走进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双凤村。

图1  湖南工商大学“司城智旅”实践团队成员走进双凤村

村寨入口，“中国土家第一村”几个大字十分醒目。沿着村路向内，木楼依山错落，摆手堂静立其间，土家织锦的彩线在织机上交错延伸。在这里，“土家”二字似乎无处不在。

但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

为什么是“双凤村”？为什么这座藏在湘西群山中的村寨，会被称为“中国土家第一村”？

答案并不仅藏在古老木楼和民族歌舞中。

沿着这条线索继续追寻，一段发生在70多年前、关于一个民族如何被重新认识和正式确认的历史渐渐浮现出来。

而故事的开端，与一个名字有关——田心桃。

一声“毕兹卡”，让一种民族身份被重新看见

“毕兹卡”，是湘西土家族对自己的传统称谓之一，有“土生土长的人”之意。

今天，“土家族”早已是人们熟悉的民族名称。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长期以来民族称谓复杂、历史资料分散等原因，土家族尚未作为单一少数民族得到正式确认。

1950年，一位来自永顺的山村女教师走进了这段历史。

她叫田心桃。

国家民委公开资料记载，1950年9月29日，田心桃作为湘西“苗族代表”赴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国庆观礼。在京期间，她向有关方面明确提出，自己不是苗族，而是“毕兹卡”——土家人，并提出确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的诉求。

一句“我是毕兹卡”，背后并不是简单的称谓差异。

它提出了一个需要历史、语言、文化和社会调查共同回答的问题：

生活在湘鄂渝黔交界地区的这一群体，是否拥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相对完整而稳定的民族特征？

田心桃的诉求受到重视。

此后，民族学、语言学等领域的专家陆续进入湘西开展调查。从语言到历史，从社会组织到生活习俗，一场持续多年的民族识别工作逐渐展开。

1956年10月，土家族民族成分得到确定；1957年1月3日，中央正式确认土家族为一个单一少数民族。

一个延续千百年的民族共同体，由此在新中国的民族谱系中获得了正式确认。

今天，田心桃的名字仍与这段历史紧密联系。湖南省文物部门将她称为“土家族第一位被国家正式认定的民族代表”，其参加重要活动时留下的资料、服装、书信和手稿等珍贵遗物，也已被湘西州博物馆收藏保护。

在双凤村，田心桃的故事同样被留在公共文化空间中。

图2 “土家女儿田心桃”塑像

一尊“土家女儿田心桃”塑像，与周围的木楼、山林和文化展示共同提醒着后来者：今天看来再自然不过的“土家族”三个字，也曾经历过一段寻找证据、确认身份的历史。

为什么民族识别的目光会落到双凤村？

图3 “中国土家第一村”双凤村村寨入口

如果说田心桃提出的是问题，那么接下来的民族识别调查，需要寻找能够回答问题的现实依据。

双凤村由此进入这段历史。

20世纪50年代，民族学、语言学专家先后进入湘西开展调查。湖南日报、新湖南等公开资料记载，潘光旦等专家曾将双凤村作为重要的民族调查样本村，在这里搜集整理土家族语言、历史、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等资料。

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山村？

真正走进双凤村，答案并不难理解。

这里并非一个后期集中建设起来的民族文化展示区，而是一座长期延续下来的土家族传统村寨。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2026年公布的资料显示，双凤村已有两千余年历史，村内保存有摆手堂、八字门、土家祠堂、五谷祠、接龙桥、转角楼群等传统土家特色建筑，同时保留毛古斯、摆手舞、土家年等丰富民族文化，是目前中国保存较为完整的土家族民俗文化村落之一。

更重要的是，这里保存下来的不仅是建筑。

语言、服饰、饮食、婚俗、歌舞、技艺以及村寨空间，共同构成了一套相互联系的文化系统。

这正是民族识别需要寻找的东西。

判断一个民族，并不是寻找某一种“特别的服装”或者一项“独有的舞蹈”，而是需要从语言、历史、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等多个层面观察一个群体是否具有长期形成的共同特征。

从这个意义上看，双凤村在民族识别史中的价值，就不仅是“保存了很多老东西”。

它更像是一份仍然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档案。

一个民族的答案，曾写在语言、木楼与日常生活里

沿着“中国土家第一村”的木质寨门走入村中，传统建筑随着山势展开。

这些木楼，首先构成了调查者能够直接看到的文化证据。

传统民居并非孤立存在。房屋如何依山而建，村路怎样延伸，火塘设在什么位置，木楼内部如何划分空间，都与长期形成的山区生产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湖南省档案资料曾这样记录双凤村的生活空间：村中房屋多为木结构，厢房设有火塘，传统饮食、生产工具和生活器具在木屋中留下鲜明的生活痕迹。

但一座村庄能够为民族识别提供的答案，远不止建筑。

还有语言。

国家民委资料显示，土家族拥有本民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直到今天，酉水流域永顺、龙山等地仍有部分土家族群众使用土家语。双凤村也长期被记录为仍保留土家语使用传统的村寨之一。

“毕兹卡”三个字本身，就是语言留下的一把钥匙。

还有技艺。

织机前，经线与纬线交错，一根根彩线逐渐组成复杂纹样。今天被称作“西兰卡普”的土家织锦，既是一种传统技艺，也承载着土家族长期积累的审美经验。

一块织锦当然不足以定义一个民族。

图4 土家织锦制作场景，经纬之间延续传统纹样

但当它与语言、服饰、建筑、歌舞、婚俗以及生活方式共同存在时，它便成为理解一个民族文化身份的一部分。

还有婚俗。

土家族婚嫁文化中保留着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礼俗与歌唱传统。“哭嫁歌”等文化形式，并非简单意义上的表演，而曾经真实存在于人生礼仪与社会生活之中。

还有摆手堂。

如果说木楼更多承载一家一户的日常生活，摆手堂则是村寨公共文化生活的重要空间。

摆手舞中的不少动作来自耕作、狩猎和日常劳动。一代又一代人在同一片空间里以歌舞叙述生产生活，也让民族记忆获得了一种不同于文字记录的保存方式。

于是，再回头看70多年前的民族识别，就会发现：

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答案从来没有写在某一张纸上。

它散落在一句仍有人使用的语言里；

织进一块代代相传的织锦里；

留存在山间木楼的梁柱与火塘里；

唱进婚嫁的歌声里；

也融进一场摆手舞和一个村寨共同生活的记忆里。

专家进入双凤村所寻找的，正是这些彼此关联、能够共同说明民族文化特征的真实材料。

从“被识别”到“怎样继续被看见”

70多年过去，今天的人们再次走进双凤村，面对的问题已经发生了变化。

20世纪50年代需要回答的是：

“我们是谁？”

今天更值得思考的问题则是：

那些曾经帮助回答“我们是谁”的文化，怎样继续留在未来？

如今，双凤村入口立起“中国土家第一村”牌坊，村内建设文化展示空间和田心桃广场，摆手堂、土家织锦以及不同形式的民俗文化，也通过展示、研学和文旅活动不断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传播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过去，专家要翻山越岭进入村寨，记录语言、观察建筑、搜集社会生活资料；今天，一部手机便能够记录一段舞蹈，一套数字设备能够扫描一栋木楼，互联网能够让一块土家织锦在几秒钟内被千里之外的人看见。

对于来自人工智能专业的实践团队而言，这段历史也形成了一种格外有意思的呼应。

“识别”，原本就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高频词。

今天，机器可以识别人脸、图像、语言和动作。

而70多年前，民族学者在湘西群山中进行的，同样是一场“识别”——只是他们需要识别的并不是一张图片中的物体，而是一个拥有漫长历史、复杂文化和共同记忆的民族共同体。

算法可以通过特征作出判断。

但人的文化身份，却无法被压缩成几个简单标签。

这或许也是双凤村带给青年学生的另一层启示：

数字技术当然能够帮助保存语言、建筑、织锦纹样和传统歌舞，但真正要留下来的，不应只有那些最容易被摄像机捕捉、被算法识别的外在特征。

技术还应该努力记录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背后真实存在的人和生活。

一个民族名字背后，是无数具体而真实的生活

走出村寨时，再回望“中国土家第一村”的木质寨门，“土家”二字似乎有了与来时不同的重量。

它不是凭空出现的一个名称。

也不是一套被设计出来供游客观看的文化符号。

它背后有田心桃那一声“我是毕兹卡”，有专家多年深入湘西的调查，也有一座座像双凤村这样的村寨，用自己的语言、建筑、衣食、婚俗和歌舞，为民族身份留下真实而具体的注脚。

1957年，国家层面的民族识别给出了一个明确答案。

但文化并没有因此停止生长。

今天的双凤村依然在群山之间延续着自己的生活，传统与现代也仍在这里不断相遇。

从“毕兹卡”到“土家族”，真正值得追寻的，或许并不是三个字怎样变成另外三个字。

而是一个民族怎样通过自己的语言、历史和生活，一步步被认识、被确认，又怎样在时代变化中继续讲述“我们是谁”。

这正是“中国土家第一村”几个字背后，比牌匾本身更值得被看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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