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乡村战略纵深推进，各类数字治理平台在全国乡村广泛铺开，成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政策抓手。但落地实践中技术供给与本土需求错位、基层“数字负担”加重等问题凸显，治理效能未得到充分释放。为探究数字治理平台下乡的内外动力耦合机制，推动平台长效赋能乡村治理提质增效，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乡音传信”调研团队于2026年8月赴多地乡村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围绕平台下乡的内外动力及其耦合机制主题，针对腾讯“为村”协助型数字治理平台开展实证调研，剖析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的成效、困境与优化路径。

本次研究团队采用实地驻点调研与半结构化电话访谈相结合的调研方式，开展多案例对比研究。在桂林市阳朔县白沙镇扶龙村，调研访谈对象覆盖村“两委”干部、驻村工作人员，以及村内不同年龄层次、在数字平台上活跃度各不相同的普通村民，尽可能收集不同群体对于数字治理平台的真实感受与看法。坐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扶龙村支部书记向团队讲述村庄平台运维的日常：“我每天都会登录平台后台，写服务日记、发布通知、发起议事，村两委换届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把平台管理员全部更换为新一届村干部，持续保证平台正常运营。”简简单单一段话，让队员真切看见，数字平台的持续运转，离不开基层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琐碎的坚守。除访谈之外，队员们开展参与式观察，近距离观摩数字平台后台完整操作流程，直观了解平台日常运维、信息发布、村民互动等实际工作环节。辅警也和我们聊起平台的固定工作任务：“我们会在平台发布反诈骗宣传内容，是村委固定宣传任务。”反诈科普这类基层刚需工作，借着线上平台触达到更多村民，成为乡村治理的线上阵地。走访途中队员偶遇一位村民，聊起数字平台，他有着实实在在的切身感受，“我自己在平台兑换过油、米、玉米种子、洗衣粉，村里拿到的平台奖金还用来资助贫困户、修路、买垃圾桶。”物质激励实实在在落到村民身上，平台的公益价值转化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便利，这也是扶龙村平台能够保持活力很关键的原因。

▲图为团队与扶龙村村委合影

▲图为团队成员访谈村民数字平台使用的情况

江西省景德镇市瑶里古村落依托古建资源发展特色乡村文旅产业，数字媒介对于村庄发展有着特殊意义。队员深入古村落街巷，观察当地村民、经营商户如何借助数字平台开展宣传、沟通村务，认真记录文旅背景之下数字治理落地的第一手田野素材，分析文旅特色乡村场景下数字平台应用的特点与局限。

▲图为队员在景德镇市瑶里古村开展数字文旅调研  

受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灾后重建工作开展以及地域距离较远等客观条件限制，团队无法前往当地开展线下实地走访，针对该地区的调研工作便采用半结构化电话访谈的形式推进。团队对接联系县委组织部负责数字平台推广工作的相关工作人员，围绕县域范围内平台试点推广整体布局、绩效考核相关规则、公益项目落地实施情况、平台运营主体交接过渡等关键议题展开沟通，以此获取县域层面宏观政策实施、制度运行的关键信息，和桂林市扶龙村形成对比样本——前者为行政推动、县域批量推广的典型县，后者为村级自主运营、内生动力主导的标杆村，以此形成"内生型"与"外推型"对照分析，增强了案例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图为“善治美”平台的报道及村民反馈  

调研发现，走访的各个村子，平台发展情况各不相同，有的靠行政推动，有的靠村民自发使用，还有的结合文旅发展。但不少村子都遇到难题：技术和实际需求不匹配，老年人不会用手机，部分村子过度依靠外来资源，自身缺少持续运转的能力，这些都使得平台的作用没法完全发挥出来。这说明，乡村数字治理平台，不能直接照搬城市现成的技术模式，它是外部推动和村子内部需求互相配合才能运转起来。外部主要靠国家政策、县里考核要求、企业技术和社会公益资源，给平台搭好基础条件。但平台想要长久用下去，关键还得看村里本身实实在在的治理需要，比如发布村务消息、方便大家沟通、落实村民自治。

走出大学课堂，脚踏乡土大地，本次“三下乡”社会实践，让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青年学子跳出书本上抽象的理论框架，真切走进不同地域的乡村，亲眼看见数字乡村治理鲜活又复杂的真实图景。听着村干部、普通村民一句句朴实的口述，队员们真切体会到每一个平台账号背后，都是一个个普通人真实的生活。

下一步，“乡音传信”调研团队将继续对本次田野调研收获的访谈记录、实地资料进行系统梳理，继续总结数字平台下乡的经验与教训，针对数字乡村治理现存问题思索可行对策，希望能够为多地村级数字治理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青年的一份思考与力量。（撰稿：许靖琳 图片：许靖琳 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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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许靖琳    责编：陈宇 + 投诉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