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夏天，浙大宁波理工学院“解码浙里乡风”暑期社会实践团50名青年学子奔赴浙江各地。一面实践旗、一部手机、一本采访记录本，一张标记满村镇点位的调研表，就是他们全部行装。

从东海之滨到浙西山野，实践团走进古村落、老街区、电商社区、农村文化礼堂等多元场景。暑假期间，团队足迹覆盖宁波、温州、杭州、金华、台州、嘉兴、衢州、丽水8个地市，走访75个村镇，其中包含66个行政村、9个镇，累计183人次深入浙江各级文明村镇开展实地调研，形成895份实践材料，总实践时长超1000小时。

比一串串统计数字更珍贵的，是地图上一个个抽象地名，在青年的实地走访中，变成了有声音、有烟火、有矛盾也有思考答案的鲜活乡村。

第一站不是村庄，而是“做功课”

实践开始前，队员们面对一份长长的文明村镇名单。有人选择家乡附近的全国文明村，有人寻找非遗特色古村，有人关注文旅发展较快的乡村，也有人专门选择外来人口较多、正在经历城镇化转型的村庄。

团队没有设定统一路线，而是按集中实践、小分队和“返家乡”实践等形式自由组合，把调查铺向浙江不同地区。

点位初步确定后，队员们开始做功课：这个村为什么值得去？乡风特色是什么？网上宣传材料到了现场是否仍然成立？

出发前，他们翻阅村镇介绍、文明创建材料和相关报道，梳理文化礼堂、家风馆、非遗馆、古祠堂、红白理事大厅、产业基地等点位，并针对村干部、乡贤、普通村民和从业者准备不同访谈问题，为实地走访做好充分铺垫。

图为指导老师在实践前为实践团进行培训

进村之后，先别急着听介绍

进村后，团队按照“看、访、听、填、写”的方法先走一圈：看文化礼堂活动室是否有人使用，看村规民约是否停留在墙上，看老街小巷里还有多少本地人，遇到村民就停下来聊几句。

一些答案藏在未被安排的细节里。在绍兴镜岭村，修缮后的老街保留了编号后重新铺回的老石板、旧木梁和原供销社门头，没有把老街翻新成陌生景区，而是在旧空间中引入手作、民宿和艺术业态。在瑞安邵宅，已高度城镇化的社区通过居民捐出的旧农具、老照片和生活用品，重新回答“我们从哪里来”。

乡风文明不再是书本上抽象的概念，变成伸手可触的烟火日常。

图为实践队员参观东湖畈村学子榜

一次采访，往往从准备好问题开始

“村里以前办酒席是什么样？”“年轻人现在还愿不愿意唱婺剧？”“外地人在这里算不算自己人？”“文化礼堂平时真的有人来吗？”

采访提纲越来越厚，但有效信息往往来自提纲之外。在宁波翻石渡村，队员原本关注城郊工业村如何开展乡风建设，访谈中却发现更棘手的问题是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如何融入本地。当地成立“和美家园共建会”，邀请外来务工者参与志愿服务、环境整治和矛盾调解，乡风建设对象逐渐从“本村人”扩展到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

在义乌倍磊村，古埠水运早已远去，但“尚义、重信、睦邻”的商贸传统仍影响今天的村规民约和邻里交往。在青岩刘村，面对全国各地的电商创业者，乡风建设则转向新型邻里认同和创业互助。同属商贸特色村落，两地乡风建设走出完全不同的路径。

图为实践团成员和郑店村婺剧演艺团的合影

乡村没有标准答案，差异才是现实

走访点位越来越多，队员们时常感慨：不同村庄面貌截然不同。

建设村面临大量游客进入后的多主体治理问题；利民村把移风易俗落到文化礼堂和公共厨房；云湖四村打破行政村边界连片发展。

同样是文旅乡村，做法已经不同。一些村庄靠商业聚人，一些村庄仍围绕土地生产；一些地方有数百年宗祠和戏台，一些高度城镇化社区只能从居民共同记忆中寻找文化认同。

衢州东湖畈村把文化礼堂、千斤堰水利遗产与特色农业连接起来；犁金园村从九千年古稻田遗址中提炼“耕读传家、勤劳向善”的文化价值。

比较让分散的采访记录开始形成联系。队员们不再只问“这个村有什么好做法”，而是追问：为什么这种方式在这里有效？换一个村能否照搬？产业、人口和文化资源变化后，乡风建设为什么也会变化？

图为实践队员采访南联村壮锦传承人

不只记录亮点，更看见乡村真实考题

实践越往后，队员们越不满足于只记录好经验。有的村文化长廊修得完整，但村民对上面的故事并不熟悉；有的文化礼堂硬件齐全，但常态活动不多；有的乡村历史资源丰富，仍面临青年外流、文化传承断层。

这些不够理想的情况，同样被记录下来。“文明阵地建起来之后，怎样让群众愿意走进去？”“文化上墙之后，怎么进入日常生活？”这些问题成为实践团反复讨论的话题。

团队逐渐认识到，判断乡风文明建设成效，不能只看展板、场馆数量，更要看村民是否真正参与其中。

调研最终形成一个朴素结论：传统文化只有进入群众的婚丧嫁娶、休闲娱乐和生产生活，村民真正成为参与者和传承者，文化才可能持续生长。

图为实践团成员参观百姓书房（瑞安图书馆塘下分馆）

从走过多少地方，到读懂乡风建设逻辑

每天走访结束后，整理录音、核对采访信息、补充照片说明和背景资料，往往要持续到深夜。一篇村庄通讯稿通常需要多轮修改。

稿件积累到一定数量后，团队开始把不同村庄的情况放在一起比较。零散样本逐渐被归纳为文旅开发型、数字商贸型、城郊工业型、传统农业型等类型。不同乡村分别面对客流冲击、人口流动、熟人社会消解、农耕文化式微等课题。

从地域看，浙东更突出多元主体协同；浙中更多将家风、乡贤和传统文化融入基层自治；浙南面对产业转型和城镇化中的文化留根；浙西更多从农耕、水利和生态资源中寻找乡风根基。

最初那张密密麻麻的点位表，逐渐变成了一张理解浙江乡村的认知地图。

图为实践团走进建设村

走访75个村镇之后：乡风建设没有通用说明书

出发之时，实践团希望 “解码浙里乡风”；走完75个村镇才明白，乡风建设不存在统一标准答案。

有的村庄依靠古戏台、老街承载乡土文化；有的依靠村规民约革新红白习俗；有的依靠志愿队伍凝聚邻里；有的借力文旅产业，有的依托工业发展，有的扎根农田沃土。

各村资源禀赋、人口结构、产业基础千差万别，乡风文明建设没有拿来就用的 “说明书”，有效的建设路径，必须根植于当地的历史、产业与人群。

对青年学生而言，社会实践的意义正在于此：不是带着答案奔赴乡村，而是带着问题出发；不只记录村庄做了什么，更要理解村庄为什么要这么做。

从一张点位表到75个村镇，从一次次进村、敲门、访谈到一份份实践材料，青年学子完成了跨越浙江八地市的田野调查。

实践落幕，实践旗帜、采访记录本会被收起，但从古戏台、老街、文化礼堂、田间地头、百姓家门口收集而来的见闻与思考，持续塑造这群青年对于浙里乡村的认知。

真正需要解码的，不只是乡风本身，更是一个个村庄，如何在时代变迁中找寻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图为“解码浙里乡风”实践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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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王翊凡    责编：黄涛 + 投诉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