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福其）高铁驶离杭州东站，窗外的天际线从钱塘江畔的波光转为浙北平原的葱茏。六天前我们背上行囊出发，如今归途已满载五千年的玉魄、云谷的代码与运河流淌的灯影等。作为哲学书院第七届学生、生命科学学院大三的一名学子，这场“中华文明的探源与开新”杭州之行，是我大学阶段最后一次参与暑期社会实践。当车轮与铁轨的节律渐渐规整，我知道，有些东西已在这片土地上悄然扎根。

启程：于细节处见真章

实践从筹备阶段便已经开始。核对行程、联系参访单位、汇编行程手册、设计队旗与挂牌，这些琐碎而具体的工作，让我和来自哲学学院的王子仪真正以负责人的身份全程统筹。当看到同学们戴上紫色挂牌时眼前一亮，前期反复修改的焦虑，在这一刻有了温暖的回应。

张海满老师在出发前嘱咐我们：“带队伍就像治水，既要有规划，也要有余地。”这句话在后续的行程中被反复验证。陈航英老师则更像个“后勤总管”，每天提醒我们注意防暑、核对人数、协调突发状况等。如果说实践是一出戏，老师们就是那个始终站在侧幕、却掌控全场节奏的人。

带着这样的准备，我们与来自哲学、历史、社会学、数学、计算机等专业的同学一同南下。航英老师是浙江人，列车驶入浙江便如数家珍地讲起家乡典故，他成为了我们深入杭州的第一位向导。抵达后，运河游船上的互相拍照、河坊街的烟火味道、深夜改稿修图的默契，这些碎片比正式议程更真切地构成了“我们”。正是同样对“文明”与“开新”的好奇，让这样一群“有意思”的人走到了一起。

探源：站在五千年的土层上

良渚是我此行最受震动的地方。走进博物院，马东峰院长关于“文明判定标准”的阐述让我豁然开朗——西方以文字、青铜、城市为标尺的文明定义，在良渚的玉器礼制、大型水利和城市规划面前，显得如此褊狭。当我在展厅里贴着玻璃细看玉琮上毫米级的神人兽面纹时，我真的感觉特别神奇：在没有金属工具的年代，先民如何凭借原始技术完成如此精密的雕刻？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已湮灭在土层中，但问题本身就证明着——文明的伟大，从不依赖于某种单一标准。

踏上莫角山宫殿台基，雨后的微风中透着一丝清凉。脚下十米高的人工台基是“草裹泥”一层层夯筑起来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准确得近乎冷酷，可以站在上面感受到的那种空间格局，那是一种无法量化的震撼。讲解员当时说了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这不仅是先民改造自然的奇迹，更是中华文明不曾中断的物质铁证。”诚哉斯言，作为一名生科人，我习惯用数据说话，但在良渚，数据与体悟第一次如此地和谐统一。

西湖和运河则是另一种触碰——活态的、流动的文明。在拱宸桥上看货船缓缓穿行，你会意识到这条一千多岁的水道至今仍在呼吸。这让我想起实验室里那些世代繁衍的模式生物：活着的传统从不是标本，它始终在与当下的生命交换能量。

开新：当代码成为另一种“玉琮”

从五千年前的水利工程切换到阿里云的“城市大脑”，时空的跨度足以让人恍惚。在云谷展厅，我戴上AI眼镜体验增强现实，在通义千问大模型前驻足良久。但最触动我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那句品牌理念：“计算，为了无法计算的价值。”作为一个整天和实验数据打交道的人，我太清楚这句话的分量——可量化的是算力、参数量、识别率，不可量化的是效率背后的公平、便捷背后的人情。当座谈中老师提出“AI时代高等教育如何转型”“技术伦理的边界在哪里”时，我意识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藏在代码里，而藏在人文社科的价值判断中。海满老师说得好：“人工智能越是向前发展，越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为其校准方向。”

宇树科技带给我的感受则更“直观”。当那只仿生机器狗在展厅里后空翻、与人握手时，团队里的文科同学们发出阵阵惊呼，而我满脑子转的是“电机扭矩”“关节自由度”这些参数。但在与技术团队交流后，我被另一个词击中了——“务实”。王兴兴老师从研究生阶段的创新设想到产品量产落地，走的是一条极致务实的路。这种精神与我们在浙商博物馆看到的“四千精神”何其相似：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从范蠡、马云到王兴兴，浙商的精神谱系从未断流，变化的只是工具与赛道。

胡庆余堂的“戒欺”匾额更是给了我意外的共鸣。那面匾是向内悬挂的，不是给顾客看，而是给药工自己看。“采办务真，修制务精”这八个字放在生命科学的语境里，就是“实验务真，结论务精”。任何一个领域要做到极致，都离不开对价值底线的敬畏。这或许是我此行最大的专业收获：无论传统医药还是现代科技，“求真”的基因是共通的。

联结：在文明的线索里看见自己

六天行程，从良渚玉琮到云谷代码，从浙商草根到宇树匠心，我尝试串起一条隐秘的线索：文明的延续既需要“源头”的厚度，也需要“开新”的勇气，更需要一代代人在两者之间搭建桥梁。

作为新闻中心的负责人，我的职责就是用文字和影像记录下这些桥梁的搭建过程。每天晚上审阅队员们交上来的纪实稿，看着他们从不同角度捕捉白天的闪光：有人写大运河货船的频次分析，有人写浙商老票据上的毛笔字迹，有人写机器狗与人握手时掌心的温度——这些鲜活的记录构成了我们共同的思想成果。作为总稿的执笔者，我努力把这些碎片拼成完整的叙事，但心里清楚，最珍贵的恰恰是那些无法被统稿的个人感受。

比如在浙江省博物馆名人厅，我在于谦的展板前站了很久。不是因为他的事迹最震撼，而是在那一刻忽然想到：我们这群来自不同学科的人，在几百年后以“实践团队”的名义聚在这里，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文明的赓续”。历史的宏大叙事最终要落在具体的个人身上，而具体的人又汇聚成新的历史。我的专业是生命科学，研究的是分子层面的遗传与变异；但在杭州的六天让我明白，文明的遗传与变异同样遵循着某种“密码”——物质遗存是它的DNA，人的创造与传承是它的表达。

回响：行囊归处是文心

书院连续七年开展“中华文明的探源与开新”系列实践，我有幸参与了其中两年。大二开始负责文稿工作，而今年作为负责人之一全程统筹——这两次实践恰好标记了我本科阶段的成长轨迹。当最后一年的身份叠加了学生与负责人的双重角色，我在这趟旅程中收获的，远比预想的更多。

“探源是为了更清醒地传承，开新是为了更坚定地前行。”这句写在总稿里的话，现在想来并非只是修辞。它回答的是“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两个根本问题。作为即将升入大四的学生，站在考研与就业的十字路口，这两个问题同样具有切身的紧迫性。良渚先民筑城理水的实践智慧告诉我，许多事情没有现成答案，但重要的是敢于面对问题本身；宇树科技的务实精神告诉我，从“想法”到“落地”之间的漫漫长路，需要用极致匠心一步步走完；海满老师与航英老师在整个行程中的从容与周全告诉我，一个好的引导者不是给出标准答案，而是陪伴同行者找到自己的答案。

人生自是有缘，相逢未必偶然。感谢这次杭州之行，感谢两位带队的海满老师与航英老师，感谢团队里每一位活泼有趣、配合默契的伙伴。我们在高铁上玩的游戏、分享的美食、互相拍下的“黑照”，都会成为多年后重逢时最好的谈资。更重要的是，这六天的经历已经内化为我精神行囊的一部分。我带着生命科学的视角走进这场关于文明的对话，带走的却是对“文理相通”更深的理解：科学研究需要人文精神的温度，人文思考也需要科学态度的严谨。二者殊途同归，最终都指向对人的关怀。

列车即将抵达西安北站，收拾行囊时，那面紫色的队旗从背包侧袋露出一个角。旗子在杭州的风和日丽里飘过，如今安静地折叠着，像一枚书签，标记着这个夏天最厚重也最轻盈的篇章。

来源 |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书院

图文 | 施福其

初审 | 万林鑫

复审 | 张海满

终审 | 陈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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