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至27日，温州医科大学“血脉相髓”实践团走进温州市造血干细胞定点采集医院。在那里，我们见到了两位刚完成捐献的年轻人。他们的故事，让我们重新理解了一个词的分量——“我愿意”。

周豪：从校园到工作单位的“主动奔赴

周豪是政法系统的一名公职人员。四年前在厦门大学读书时，他做了一件很多人不会做的事：想加入骨髓库，他没有立刻签字，而是先查了十几篇专业文献，确认外周血采集安全无害，才郑重落笔。他告诉我们：“签字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将来可能会接到电话。那个电话不是意外，是我一直准备着的约定。

2026年7月，电话果然来了。家人起初不解：“你工作才两年，身体万一有影响怎么办？”他没有争辩，只是把那些文献里的结论翻译成家人能听懂的话，一遍遍说。直到父母终于点了头。7月24日采集那天，针头扎进手臂的瞬间，他说自己很平静——“四年前的功课没有白做。”

赵宇泽：退伍军人的“打卡式”献血与一诺千金

如果说周豪的捐献是一场“有备而来的奔赴”，赵宇泽的故事则像一场“命运的回响”。他是退伍军人，在一家私企做销售，常年出差，养成一个奇怪的习惯：只在从没去过的城市献血，不留名，不刻意。十几年里，他用这种方式走过了6座城市。2024年最后一天，他在北京天安门旁的献血屋撸起袖子，工作人员随口问：“要不要多留8ml血样，进骨髓库？”他想都没想就签了字。

两年后，电话来了。第一反应是“骗子”——配型成功率那么低，这事早就忘干净了。直到对方反复来电，他才确认：真的有人在等他。他当场答应，挂掉电话才想起来——哦，两年前在北京那次随手留的样。

唯一犹豫的是家人。父母说：“你还没要孩子呢。”他说：“那个人等不了太久。”备孕计划缓了几个月，他反倒觉得没什么。倒是公司知道后，专门做了条视频发在官方号上，里面有句话让我们记了很久：“有一种相遇，从未谋面，却足以改变彼此的人生。”

采访结束时，周豪对我们说：“很多人不敢捐，是因为听到的都是‘别人说’，没有听过‘我自己试过’。”赵宇泽在旁边点头：“我那个朋友捐完之后生龙活虎的，所以我从不怕。”

走出医院，我们几个队员都没怎么说话。入库只是一次签字，而“愿意”是一道需要反复回答的考题。有人因为不了解而退缩，也有人因为提前做足了功课、因为身边有人真实经历过而毫不犹豫。最好的科普不是印在纸上的宣传单，而是有人站在你面前说：“我当时也怕过，但真的没什么。”真实的故事填满恐惧的空隙，承诺才不会在最后一刻倒塌。

实践的意义或许就在这里——把这两个人的声音带出去，让更多准备签字的人知道：那8ml血样不是负担，而是一个普通人可以给另一个人的、最温柔的回应。

撰文 | 殷亦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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