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先锋文学作家，李洱在作品中塑造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形象，他写知识分子很到位，没有在外面写，而是深入知识分子内里，有深刻的思考和思想，他把知识分子时代化、细节化、知识化。而在这一过程中，他用非虚构的方式写出了虚构，揭露了知识分子的“悬浮”状态，进一步挖掘出这种状态背后所体现的“虚无”思想。

一、精神的“悬浮”

李洱在《午后的诗学》中描写了知识分子费边，主人公费边和他的朋友们在不同的场合纵论中外古今的文学、哲学、宗教与音乐，“随口溜出来的一句话，就是诗学……从他嘴里蹦出来的话，往往是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绝妙分析，有时候，还包含着最高类型的真理。”身为一位中文系教师，费边的才华毋庸置疑，但随着社会的迅速转型，文化的乱世，知识分子逐渐从主流地位沦落到社会的边缘，成为时代的多余人，只能在话语的自欺中获得言说的快感，以确立自我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知识不得不与烟、酒、金钱、女人一样被消费，这些知识分子能够轻易地以充满哲理的话语解释日常生活中的荒诞现象，但却始终没有付诸行动，而是在哲学和现实之间“悬浮”，李洱通过调侃、解嘲，对知识分子拥有渊博的“知识”进行重新审视，深刻地写出了知识分子徒有“知识”却处处显得“无能”和“无力”的生存状态。

李洱在对《午后的诗学》进行命名时就有提到，“我很想把这个时代的写作称作午后的写作”“正午的时候，太阳是没有阴影的，当午后来临的时候，秩序开始动摇，隐藏于阳光之后的阴影开始显露出来，而这一巨大的阴影，恰恰是被我们的政治史、文明史所忽略掉的。”他在哈维尔“后极权社会理论”和加缪“正午的思想”的基础上，将自己的作品命名为“午后”，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后，知识分子虽然随大流，肉体紧跟时代潮流发展，但精神世界却始终困圄不前，新的自我认同还未建立，在面对身份迷失的焦虑中，找不到存在的意义。而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李洱所展示的，正是知识分子面对旧文化秩序崩溃、新秩序尚未建立混乱时期的一种精神上迷茫的悬浮状态，身份地位的快速变更，让他们成为时代的多余人，只能在话语的自欺中获得言说的快感，以确立自我的认同。

二、非虚构中的虚构

李洱说：“一个人和别人争论，产生的是废话；一个人和自我争论产生的是诗学；一个人与自己争论又和别人争论，产生的是一个世界。”他的作品中似乎存在着一些关联，没有《饶舌的哑巴》就没有《午后的诗学》，没有《午后的诗学》就没有《花腔》，在《应物兄》中，随便翻开一页，都能顺畅读进去。这是一种衍生关系，一部作品的凝滞之处，却可以是另一部作品的开端，《花腔》写的是各种文化力量、历史惯性所构成的复杂关系中，一个人如何存活、如何死去；《应物兄》主题亦与《花腔》有某种连贯性，但主人公有自己的梦想和使命，他们是传统文化的象征，构成了很多不同层面的争论或讨论。

面对越来越分崩离析的世界，长篇小说能够使人们的意识从碎片化构成的迷雾中走出来，在盲目性中发现自我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并不断积级地调整这种关系。对于这样的现实，李洱在创作时深有体现，《花腔》中，在最后发现葛任那首诗的报纸上，李洱写道：“在同一天的报纸上，还有关于物价上涨，小偷被抢；车夫纳妾，妓馆八折；日军推进缅甸，缅滇公路被关；小儿路迷，少妇忤逆等报道。关于葛任的那篇短文，发表在仁丹广告和保肤圣品乳酪膏广告之间。”《应物兄》中，“早在1743年，《纽约时报》就在头版位置刊登了一篇关于孔子的文章，题为‘孔子的道德’”，还有709页注释中《应物兄》改定后的文字，“见于《从春秋到晚清：中国的艺术生产史》第108章”，而当你怀疑这些事情真实性、去查验真伪的时候，李洱只会回答你：一半是史实，一半是虚构。

在大众传媒时代，人们对虚构作品的兴趣大为减弱，这时候，小说修辞学需要做出某种应对，李洱的真真假假正是应对的方式。用非虚构的方式写出虚构，以真实的幻觉来应对中国现实复杂刺激的语境，于是就有了这种“括弧内外”的文学作品。

三、“悬浮”后的“虚无”

如同历史与现实之间界限的暧昧模糊，作为沉迷在“现实和梦境的边缘地带”的人，李洱作品中的知识分子们“既厌生又怕死”，这种状态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悬浮”——一种在激情破灭后倦怠而无聊的时代情绪，使得他的作品充满反讽与黑色幽默。在李洱的作品中，经常有一些对日常书写的超越性和哲思式的尝试，与这些尝试无法分割的则是一些哲学命题，譬如生死。盘旋着死的空洞的《导师死了》，萦绕着生的疑惑的《缝隙》，在这里，生活充满了无意义感。

小说不是哲学，但好的小说就是哲学，这是因为好的小说必然包含着对文明、文化，对历史、时代、社会，对人生、生命的诠释和理解。小说和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小说不以逻辑、概念、思辨表达，而以人物、事件、形象呈现小说家的思考。如果将将李洱的小说归纳为哲学，那么它的中心内涵必然能概括为“虚无”。“虚无”一直是李洱作品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花腔》中，关于“葛任之死”的历史溯源，如同大荒山一样，是一个历史根源处的虚无；《遗忘》中，历史学家侯后毅让下凡的嫦娥和自己的学生证明自己是夷羿的转世，是知识分子对科学和真理失望之后的一种虚无的想象和奢求；《午后的诗学》中，费边经常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其实要证实的却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命题；而在耗费十三年铸成的《应物兄》中，则是一种更为庞大的虚无，是对儒学、对孔子的推原，而这些庞大、荒唐、华丽而又炫目的叙述中，仔细挖掘，推演出的核心：儒学，真的可以救世吗？这不仅是这部作品中最大的虚无，同样，也是作者本人在思考的问题。

“知行合一”是李洱在《应物兄》中思考的问题，那些飘在各个小空间里的矛盾的言语，显示了“知行合一”的困难，想与生活处于平行时空的情况更多。就像《应物兄》里，“仁德”和“仁德丸子”的距离，“真实”生活的人身上出现了某种虚构性，置身其中思考，会让人感到凉意。

李洱在用一种戏谑的语言方式，对知识分子群体所面临的生存困境、集体失语和身份迷失等问题进行了具有戏剧性的反讽和批判，他试图去突破知识分子虚无的价值追求。学者梁鸿在与李洱的一次对话中曾说：“你把人物、读者，包括你自己都拖入怀疑的深渊中，无法从中看到任何光亮。”李洱则表示：“它可以说是现代人的真实处境，是我们的存在境遇中的公开的秘密。所以这类小说，写着写着，有时候你会觉得周身寒彻，但是，你又必须挨过这一关，你必须能够顶上去，你必须能够调动你的所有力量，顶上去，能够穿透那种虚无。”

李洱的虚无，不同于西方自柏拉图、基督教建构的虚无主义传统，与中国的道家贵无、禅家论空的虚无亦有本质不同。李洱的虚无在很大程度上，接续的是尼采“上帝死了”的现代、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是否定既定的意义结构，而又无力构筑新的意义结构的虚无。因此，李洱的小说多有批评家们所说的荒诞色彩，而李洱制造荒诞的最常用的手法，就是通过反讽让人们在有当中看到巨大而空洞的无，化有为无，化无为有，才是李洱的虚无。

“其实，‘真实’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如果用范老提到的洋葱来比方，那么，‘真实’就像是洋葱的核。一层层剥下去，你什么也找不到……洋葱的中心是空的，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味道，那层层包裹起来的葱片，都有着同样的辛辣。”《花腔》追求的不是在一个层次上，只用唯一的声音说话，而是横跨于相互对立、彼此差异的矛盾之间，浑然为多声部的合唱，它打破的是井然有序、有头有尾的幻象，呈现出的是互为依存的对话和无法回避的悖谬。“洋葱”只是一个隐喻，但这个隐喻并不代表它所要形容的事物，它只是提供与事物有关的系列形象的方向，它只是告诉我们从什么方向去寻找文化经验中的形象，从而左右我们对其所述事物的感觉。人的目光所及之处，矛盾无处不在，因为历史可以重新解释，但历史绝对不可能逆转。历史呈现出一种“花腔”，现实生活的变化态势是“石榴树上结樱桃”，我们内心世界的怅惘和忧郁是“饶舌的哑巴”，怀疑论者的生存状态则是“午后的诗学”。

总结

李洱在他的作品中用荒诞的真实性将知识分子的迷与思展现在读者面前，从广场到客厅再到医院，知识分子由绝对的公共空间进入半开放、半隐秘的场域，最后不得不躲进医院，企图寻找精神的救治，面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悬浮，李洱并没有放任不管，而是试图为他们寻找新的出路，可悲的是，多数知识分子始终无法真正调和知识话语与日常生活的矛盾，最终也没能实现向死而生的涅槃。面对这种困境，李洱在作品总结最终呈现的，是用一种貌似客观的语调与视野中透视出无奈中的疑惑、反讽中的悲喜、隐喻中的苦涩和转义中的抵抗。

声明：凡来源或标记以“大学生云报”之内容均为本网合法拥有版权或有权使用的作品，至发布之日起三日后方可原文转载，转载时请注明来源及有效联系方式。

审定：赵旭    责编：赵旭 + 投诉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