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申不害（？—前338年）、慎到（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与韩非（约前280年-前233年）。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结合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的特点，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主集权理论。

法家思想的人性论基础是性恶论。商鞅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商君书·算地》）他认为好利恶害是人的本性。韩非也支持并大力鼓吹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他说：“鳣似蛇，蚕似蠋。人见蛇则惊骇，见蠋则毛起。然而妇人拾蚕，渔者握鳣，利之所在，则忘其所恶，皆为贲、诸。”（《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黄鳝像蛇，蚕像毛虫。蛇与毛虫让人惧怕、令人厌恶，由于利之所在，渔夫与蚕妇也不惮于去抓他们了，都成了像孟贲、专诸一样的勇士了。即使是父子、兄弟这样亲近的关系，韩非认为在利益面前，亲情也会被抛置一边。因为当国君的利益更大，为了争当国君，作为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不惜杀掉哥哥公子纠，而没有念及兄弟之谊。父子兄弟之间尚且如此，一般人之前的关系，更是利之所在，人之所往了。韩非认为人口的增长总是远远超过物质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这样社会财富自然也就远远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为了自身的生存，人们之间的你争我夺无法避免，人人争利的恶的本性也就不可能改变。

韩非的老师儒家的荀子也相信人性本恶，但法家主张以恶制恶，与荀子不同，不相信后天的努力能改变人的恶性。他们宣扬要充分利用人好利恶害的本性，制定法令确定赏罚，用赏的利益来诱导人们来做统治者希望他们做的事，用罚的害处来警诫人们不要做统治者不希望他们做的事，因此在治国的策略方面，法家无一例外，都主张一法、明法，运用法制治理天下，反对儒家的礼制、德治与仁政主张。

商鞅认为：“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治理国家要统一奖赏，统一刑罚，统一教化。壹赏，就是指所有的官爵利禄都只能根据在战场中的立下的军功赐给，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任何途径，这样军队就会无敌于天下。壹刑，就是刑罚的实施没有等级差异，从卿相、将军、大夫，乃至平民百姓，不听从君主命令，违反国家法令的，一律依法予以制裁，决不赦免。壹教，就是“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坚者被，锐者挫。”（《商君书·赏刑》）将教化统一到国家法令之上来，不能别开他途。即便是法律，那也不是用来供民众讨论的，民众能做的就是学习与遵行。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思想钳制，让民众不要有任何其他想法，要追求富贵，只能通过法律规定的农战这个唯一途径，“务之所加，存战而已矣。”

韩非认为儒家倡导的仁政，费时费力，不可行，但是若能用法律保障的赏罚的手段来治国，那效果就会立竿见影。“赏罚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赏，弗中程者诛。’令朝至暮变，暮至朝变，十日而海内毕矣，奚待期年？”（《韩非子·难一》）如果发布命令说：‘符合法令规定的就赏赐，不符合法令规定的就要被诛杀。’命令早晨发出，不平之事晚上就能改正；命令晚上发出，不平之事第二天早晨就能改正；十天之内，天下的纷扰就能都被平息，哪里还用等待一年？因此，只有法家主张的一法而治，才是最现实最有效的治国之道。为了使法律更好地得到贯彻实施，韩非也明确提出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的观点，强调要加强法制教育，摒弃一切其他非法思想的影响，从而达到让人们的言谈举止一律以法为准，一心只从事于农战的目的。

为了推行法制，法家一贯坚持重刑的主张。商鞅说：“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重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君主要是爱护百姓，就应该刑罚重奖赏少，因为这样民众就会为得到奖赏而拼死效力，否则奖赏重而刑罚轻，民众就不会为奖赏而拼死效力。刑罚的实施，应该轻罪重刑，这样轻罪都不敢犯，重罪自然是更不会有了，从而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天下大治。韩非也大力倡导重刑的主张。他举例说，乡里人家有不成器的儿子，尽管有父母的慈爱与管教，乡邻的责备与帮助、师长的智慧与教育，但他无动于衷，并不悔改。然而，要是地方上的官吏拿着武器，搜捕坏人，执行严厉的刑法，他这时一定会害怕，不敢不改掉旧习恶行。寻常布帛，如果拿了没有什么危害时，一般人见了也舍不得放手；熔化的黄金百镒，如果拿了肯定会烧伤手时，即使像盗跖这样凶恶的盗贼也不会伸手去拿。因此，“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韩非子·五蠹》），明君总是要立严法，用重刑。

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实行君主专制制度，因此在近代反对专制，提倡民主的时代风潮下，一般人以为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罪魁祸首是儒家思想。其实，儒家比较期望的治理方式是君臣共治，或者说是君主与贵族大臣共治天下的方式。清末明初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与宰相共治天下，学校议政，地方分治等主张，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有深厚的传统渊源的。中国历史上极力主张君主专制的是法家而不是儒家。

商鞅与韩非秉承了法家一贯的君主专制的主张。商鞅说：“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商君书·修权》）君主独掌权力，才能形成威势，让臣民服从。韩非认为其他法家思想家维护君主专制的理论并不完善。他批评商鞅虽然重法，但在帮助君主运用权术了解奸邪方面有不足，而重术的申不害在韩国变法的时候，不能统一法制，致使旧法新法混用，奸佞的人利用新旧法的矛盾，牟取私利，慎到专讲权势治理天下也是偏颇的，他认为势治要与法制相结合。韩非相信只有以法为本，将法与势、术相结合，才能真正维护君主的权威，更好地推行法制。

首先，君主必须集一切权力于一身。“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故臣得借则力多，力多则内外为用，内外为用则人主壅。”（《韩非子·内储说下》）权势不可以分享，君主凭借权势才能制服大臣，如果大臣一旦获得了权势，那君主就得受制于大臣了。其次，一般民众容易屈服于权势，权势也的确总是使人服从，但是只有自然的权势并不一定就能治理好天下，权势必须与法制相结合，“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子·难势》）君主如果能以法制为倚仗、据有权势不放弃，就能治理好国家。最后，君主是天下最大的利益之所在，因而人人都想坐上这个位置。以法制保障的君主专制的权势确立起来后，还需要君主采取有效的手段加以维护，大权才不会旁落，法制才可以推行。这个有效的手段，就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术”。韩非解释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韩非子·定法》）所谓“术”，就是要分别才能授予人们能胜任的相应的官职，按照各自所获得的名位去责求他们的实绩，君主要操控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能力。这里的因任授官、循名责实，那是君主行使的光明正大的权术，而操生杀大权，驭使群臣，那就包括一切可以使臣下不得不服从君主的驱使，不敢阳奉阴违，甚至觊觎君权的阴谋诡计了。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评论法家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虽然法家极端的一面，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法家推行法制，强调中央集权的主张，也是被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其进步性是不可抹杀的。我们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没有法律能够被治理好是不可想像的。法家倡导的郡县制，甚至到清代仍然有人提出异议，但实践中却从未真正动摇过，而中国历史上，凡是中央集权巩固的大一统时期，也是社会发展较好，人民生活相对改善的时代，反之中央集权削弱，则天下必然陷入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悲惨境地。司马谈说的法家的这些主张“虽百家弗能改也”是很见地的。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教训自己的儿子时，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汉宣帝是““孝宣中兴”的创立者，他说的儒、法并用，王、霸糅合的观点，是对法家的法制思想积极方面的极大肯定。

（作者：姚上怡，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基金项目：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科普项目《中华传统法律文化趣谈》，项目编号：SKPJ2023014，系列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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